著名军旅书法家徐华志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格利特说过：“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充满玄理的格言有其独特的深意，但它对我触动最大的还是由此引发的有关文化史的一些联想。譬如，对生生不已的中国书法艺术而言，每一位书家在创作的每时每刻，大约都要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面对“继承与创新”的命题。正以为如此，作为一种现象，它既横亘于往古，又显豁于当今。稍作体察，我们便会发现，书法界的许多话题及争议都由此展开；有的话题看似相去甚远，但追本溯源之后，在实质上有可归入这学术范畴。由此说来，“继承与创新”成了任何一位书家无法回避的宿命。而作为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范畴，继承与创新的相辅相承，即只有彼此进入真正的互动状态，才能保持艺术真正的活力，这几乎是一种常识性的认定，并且已融入了一种微妙的文化人格暗示，乃至形成了集体无意识，即如果谁颠覆了这一关系，谁也就失去了文化的席位。因此，便有了如下的景观；在弘扬传统的旗帜下进行艺术开拓者有之，而假借弘扬传统之名，以堂而皇之猎取功力者已不鲜见。之所以在看似和衷共济的表层下却流动着本质完全相悖的思潮，是因为对传统的承续绝非一句轻松的承诺，而是复杂艰辛的文化苦旅，因此它需要以人格耐力和理性精神为前提。如对历史的含英咀华，便是对过往时空的一系列漫长的穿越，静穆以及与之相伴的寂寞是这种穿越的题中应有之义；再者，长时间地沉浸于历史的漫游中，便不可避免地与当下拉开一定的距离---尽管这只是一个过程—因此，也就很容易被视为艺术的保守主义者。仅仅以上二端，就天然地将伪传统和伪古典主义隔在了万山之外。之所以要进行这一番学理上的推论，是为了引入这样一个话题—即古典情境下对徐华志先生书法艺术的观照，因为在我看来，在当今中青年书家中，华志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的守望者，并且通过这种守望完成了自身的终极关怀。

        我与华志相识的时间不长，并且除了公务性的面晤，几乎没有过“接殷勤之馀欢”纯然的私情交往。但人之相交，既能在倾盖之间而定莫逆，亦能相对却邈若山河。有人将之归结为“缘分”、“天数”，但说到底乃是“人以群分”的必然表现。华志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少言、慎言、言必由衷、言必中的，这种风度通过他军人式的憨朴外表传达出来，便具有了一种人格的纯度与深度，也自然唤起了我心中的信任----这其中既有友情的契合，也有建立在文化认同感上的赞许。大约一年前，华志赠我一册书法作品集，其中以行草为主，也涉及到楷、隶和北碑诸体，后来又偶尔见到他的篆书。因此，总体上给我的印象是他书体丰富，并完全恪守古典的规约。这种艺术取向所要昭示的意义十分显然，一是以行草书为创作重心，在此基点上旁涉其他书体，即可正本清源，又能增加书法的艺术含量。二是视传统法则为立足的根本，以此为凭籍完成蝉蜕羽化的自我塑造。这种设计十分寻常，但意义又往往存在于寻常之中。因为书法发展的历史表明：如同人类的血缘，书体之间也有宗族和亲和，有的彼此之间还是母子关系，因此，孤岛式的溯源或局部化的追踪固然也可以一依先贤的门墙，但却不能登堂入室，畅言契阔。而与传统的全面接触在本质上则是对传统法则的整体接受，它可以使书法家无往而不自得的“大自在”-----一种既无目的性而又合乎目的性的“逍遥游”。以此观照华志，这种自由之境正如蓓蕾中的春光呼之欲出了。

        正如前面所云，纵观华志的书法，行草艺术是他的属意所在。而这种属意又主要体现为对二王的皈依，这是一条常规之路，也是必由之路，因为由古至今，学书者几乎没有不师法二王的，这主要是因为书法尤其是行草至二王始规模具备，甚至是每一个细部都达到了最理想的完型，以此由唐至今，将二王视为行草的逻辑起点便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个艺术规则。但同为师法二王，最终呈现的结局却不一样。从成败上说，有的臻于烂漫之意，有的却如绽放不开的花蕊萎缩了。从风格上看，或秀雅，或温润，或沉雄，或飞动，可谓春兰秋菊，各竞芬芳。那么，华志的逻辑终点在哪里？以我的私见，他是在探求心态的驱使下走向沉雄与飞动之境。但我们又深知，二王作为最具整合意味的经典书家，在他们的艺术体系中固然胎息者或焕发着丰富的风格特质，即阴柔与阳刚皆备，但毕竟都被统摄于“中和”的美学原则下，以此最彰显的是温润如玉的书卷气，唐宋以后的“二王”派系主要体现为这一艺术特征便是历史的证明。如此，这样的负面效应局部可避免了，即由秀润走向温软，甚至疲惫，失却生命的活力，而呈暮气沉沉之景。华志对此十分明瞭，因此他在专注于行草的研习时又恰如其分地涉入隶书和北碑。这是相当有针对性的智慧选择。因为隶书先天的气质是古朴厚重而不乏奔放之势，它可以驱除创作过程中的浮泛与轻薄，使笔致进入既沉潜又跃动的状态，呈现复杂的顿挫之致。至于北碑，能与隶书相区别的最重要的素质是方峻。唯其能“方”，因此可以化解“园”，即可破除因过于强调笔致的含蓄绵软而造成的玻璃品质；唯其能“峻”，因此可以使被“中庸”观念压抑的棱角恰当地突显起来，以传达生命的淋漓与酣畅。正因为如此，当我在这样一个静穆的夜晚于灯下浏览华志的作品集，既感受到了一种厚重方整力量的逼近，同时也感受到了澎湃之气的鼓荡和由此产生的感召。这一效应的产生当然排除不了如上所说的艺术手段，但能是这种手段发展到理想状态的背景亦不可忽略，即华志是以军旅书家这一特定角色走进书法，因此也就必然地发生与角色相关的“移情”。而军人是什么？是国之干将，是民之长城，是力量的象征，因此，在风格上则体现为既厚重渊深又矫捷灵动。如此说来，华志的艺术特质颇有发乎天性的意味了。

        综合上述，可以用这样的话为华志地位：当下的他是一个古典的整合者，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前者必然使他的艺术世界呈现厚积薄发的耐人寻味的景观，而后者不但使他能够恰当地把握“厚积薄发”，而且还将他与一些世俗书家区别开来。写到这里不由得想到《论语》中那句古老的格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想到了华志的寡语慎行，更加坚信以上的期许绝非虚言了。(郑训佐）

著名书法理论家郑训佐

        郑训佐，1958年生，安徽省天长市人。198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书法学。主要著述有《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寂灭与再生》、《读中国》《清代名人手札赏评》 （第二卷）等。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书法研究院副院长、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文学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济南秋枫堂艺术顾问、齐鲁书法网顾问。

        主要从事书法创作与书法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书法学方面的著作有《书法》、《篆刻》（主编）、《清代名人手札赏评》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出版的著作有《寂灭与再生》（合著）、《读中国》（第二卷）、《孟子今译》、《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国文学精神》等近二十部。在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曾独立和合作获教育部教材奖、山东省社科奖、山东省优秀硕士论文导师奖、山东省文化精品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