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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利铭

　　杨长槐先生走了！
　　中秋节前日，杨长槐先生的儿子杨阳打来电话，原以为是节前问候，出乎意料的是，电话那边哽咽的声音告知杨老驾鹤西去。我顿时泪如泉涌，顷刻间仿佛失去亲人般的悲伤。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中国山水画坛失去了一员大将。
　　与长槐先生最后一别是2012年8月底在北戴河，老人家带着国家画院杨长槐工作室的学员到北戴河写生，我全程陪同。临别时约好来年京城再聚，没成想，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回忆起我与杨老近三十载的交往，点点滴滴，历历在目。我与杨老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相识，他每次来京前都要先通知我，告知他的行程安排并交办一些事情。我们在一起谈天道地，说古论今，无长幼之分，一起品茶小酌也不论辈分，总是开怀畅叙。在老人家的言谈话语间，在老人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换句话说，杨老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给予了很多很多，所以我常为与杨老相识、相知、相交而倍感自豪。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给杨老出任何难题，他都欣然应允，从未打过半点折扣、讲过半丝条件。记得1989年，我还在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工作，单位举办一个庆祝建党70周年的展览，筹展中领导提出按革命历程请人画一幅遵义会址的作品。我接下任务后，给杨老写了一封信，试探着询问可否支持安排（因之前与杨老只见过一面，所以心里没有把握）。没成想，半个月后杨老亲自创作了一幅8尺竖幅《遵义会址》的作品挂号寄给我，并在信中感谢纪念堂和我对他的信任，说作品寄来，如不满意可提出要求再画。看到作品和来信后我很兴奋，也很感动，因为当时已是贵州画坛领军人物的杨老竟如此平易，如此真诚、认真，让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自那之后，我们来往便密切了，渐渐成为忘年之交。
　　2003年毛主席纪念堂更新改造，原陈列的老一辈艺术家李可染、关山月、黎雄才、宋文治、亚明等先生1977年为毛主席纪念堂专题创作的作品，要保护珍藏起来，这样就需要更换一批当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经研究后选定由王明明先生创作《韶山》、由姜宝林先生创作《井冈山》、由杨长槐先生创作《遵义会址》、由程振国先生创作《延安》、由龙瑞先生创作《长江》、由白庚延先生创作《黄河》。方案报批后由我负责具体联系，我给杨老打电话，向他汇报了这次创作的情况和要求，他一口答应了。当时我邀请他来北京创作，他想了想说：“去北京又是住又是吃，还要找个大地方，太麻烦了，给国家省点，也减轻你点负担，我还是在贵阳画吧，不过你要求的尺寸，我没有那么大的纸，你得寄两张大纸给我，我保证一个月后，按你们单位的要求完成好任务，肯定不会耽误你们的工作。”果然，一个月后我又接到了杨先生从贵阳寄来的300×160厘米的巨制《遵义会议会址》。
　　2007年我调到了现在的单位，我们的联系就更多了，关系也更加密切。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每次来京都要给我创作很多的作品，《山高水长》《黄果树瀑布》《大榕树下》等等，数不清有多少。这些作品一经装饰布置，都得到了中央首长、中办领导及各界人士的好评。付出这么多作品，杨老从没有提过任何要求，更没有要过任何回报，这在当今画界都忙于挣钱、炒作品的大环境下，何等难能可贵！杨老常跟我说：“钱要挣但感情也要有，该挣的钱挣点，要生活嘛，但人要讲奉献，不该要的一分钱也不能要，这是原则。不能为钱失去党性，再说你也不是为了自己，是党的工作嘛。我们是好朋友，我不支持你就不够朋友了。”说完后总是哈哈大笑。想到这些，他那爽朗的笑声又回荡在我耳边。
　　在近30年的交往中，我有幸数十次亲睹杨老创作，特别是他为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创作的《山高水长》、为人大会议中心创作的《梦笔生花》等巨制，艺术创作的高境令我仰慕。杨长槐先生是当代中国山水画大家，在几十载的积累和耕耘中，他的创作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技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语言体系。
　　首先他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底。毛笔在他的手里可谓“信手挥来既是春”，看似随意却无半点随便。其二他讲求墨韵，在淡墨的运用上更有独到之处，水墨在淋漓变幻中显现出无限的活力。其三他夸张大胆的设色别具一格。他突破传统束缚，大胆重复地施设原色而不落俗尘，在虚实之间，创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效果。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在看了他的水墨作品后，感叹而又肯定地对我说，杨长槐先生的山水创作达到了一个忘我境界。他画的是他内心的山、内心的水，是与他的生命情感融于一体的高境界。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杨老创作时一个很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无论是搞大的创作还是画小品，无论是用墨还是设色，他画完后那盆清水还是清的，不会有半滴墨或一笔颜色融入水中。整个白色瓷盘上不会留有一点墨痕或色斑，干净如初。这是几十年与全国这么多老中青艺术家交往中没有见到过的。
　　杨长槐1938年出生于贵州天柱，侗族，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美协主席等职，是著名的山水画家，以画水著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贵州多山多水多激流飞瀑，水汽氤氲、云雾缥缈。杨老将对贵州大千造化的理解集于腕底的水云之间，把常见的山间激流作为独立的观察对象和审美主体。水，载浮载沉，滔滔东去，一路滋润，一路养育。天上云霞，岸畔灯倒映水中，或明晰或朦胧。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无私无畏，维系万物，系无我之境、大明之镜。水，最高的善、最高的美、最高的智慧、最高的品格，故杨老喜欢画水。
　　杨老以水为母，以瀑为师，以中国山水传统理念为根基，山与水牵动着他的心与魂，根之深，情之深，蕴于画中。杨老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作为一位“地方”的少数民族画家，他并没有束缚自己的眼界，而是坚持“笔墨当随时代”和“艺术反映生活”的创作理念，在写景状物中，寻找中国画精神与贵州山水人文、与时代生活相结合的方式。他从实践出发，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对景写生，外出时画笔从不离手，所以他的作品总是洋溢着浓厚自然的生活气息和动人的现场感。
　　长期关注杨长槐水墨变革的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生前曾这样评价杨老的这一转变：“纸上之激流或飞瀑，无声胜有声，丰富了马远所探索之画水法，这一可喜成就，基于长槐熟悉黔山黔水之独特个性。”众所周知，马远之水法，堪称中国画画水之经典楷模，此后几乎没有大的突破和超越。杨老扎根本土，几十年不懈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水语言。他在激荡的水流之间寻找不避现实又亲近自然的途径，在苍润的水墨间展现出一种自由且深沉的气度，“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其实他的这种精神和勇气更值得画界学习和借鉴。
　　阳光的心态，阳光的作品，阳光的长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