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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东

　　1949年，随着一切旧文化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画家的生态环境发生了一次根本转变。一部分感受到时代变迁的画家，迅速用中国画这一传统工具去描绘现实生活，正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旨相切合；大部分在民国靠卖画维生的画家，没有了市场需求，面临生存危机；少部分原本供职高等美术院校的画家，职业依旧，还有些民国毕业于美术院校的人充当了中小学美术教师。上世纪50代初期，江苏一些城市就有了美术工厂或美术社之类的公营企业，虽然不是专事中国画生产，但有中国画人才在此安顿。

　　面对中国画这一传统艺术的生态危机，1956年，叶恭绰和陈半丁在政协会议上提案：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构。同年国务院通过：在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报告和实施方案。从此帝王宫廷的画院制度，到了20世纪有了新的传承。继北京、上海以后，江苏在1957年开始筹备成立国画院，这一中国画大省的重镇扬州、苏州也于1960年成立了国画院。还有1959年筹备的广东画院，亦在最早的画院行列。这些画院主旨是保护传统的中国画，安置有成就的老画家，同时也培养和吸纳新人，最重要的是配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推陈出新，创作出了许多具有新面貌的中国画。

　　到了1978年以后，随着新一轮的机构改革，画院在全国省级和重要城市开始作为行政标准配置的机构广泛建立，至20世纪末，我见过一篇论文称全国已有画院近90家。这些画院已与50年代成立画院的初衷相去甚远，单纯成为一种特殊人群、享受特殊俸禄的机构。此时包括最早成立的画院，除了担负一些政府布置的特殊任务以外，基本已与弘扬中国画这一艺术形式无任何关系，所以在1998年机构改革的讨论中，裁撤画院的呼声很高。

　　到了本世纪，艺术品市场升温，不但裁撤之议烟消云散，画院却向更广泛的地、县行政区域延伸，一些行业行政部门也加入了设立画院的行列。此时的画院已经是画家身份、身价不可缺少的重要马甲，于是乎各种民营机构设立的画院、一个人招摇撞骗的伪画院，像雨后春笋般在各个角落长出来。近年，公立、私立的书法院又开始出现。进入公立画院、书法院早已成为多数书画家无关乎艺术的钻营目标，与之平行，美术院校的书画家也同样是地位、身价的象征。

　　画院、书画院成为书画家的安身立命之所，美术界的生态环境还离不开书画作品的评价体系。1949年7月第一届文代会期间举办的“美术作品展览会”，5年后被追溯为“第一届全国美展”，意味着展览评奖模式成为美术界的评价核心。到了1980年代，书法篆刻也相应设立全国性政府最高奖，此外各级行政区域、各行业都有不同的定期与不定期的美术展览评奖活动。这些奖项又与职称评定、工资待遇、加入各级书协美协等实际利益挂钩。

　　到了本世纪艺术品市场繁荣后，中国画领域形成了三个标准并行的评价体系，即：主流意识形态的评奖标准、美术高校争论不休的传统与创新标准、市场注重的审美标准。书法领域的评价，主要是学术标准和地位所确定的知名度两方面。

　　市场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艺术品交易的共同取向，对一些不被意识形态看重的画家和作品形成价值发现，起到引导创作往健康方向发展的作用。一些海外机构以展览评奖的相同模式在国内选拔作品，基本是按艺术标准进行的，国内民营机构设立的展览评奖则参差不齐，混杂着各种利益，主要目的是试图简单复制名家，复制财富。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使书画家自然生态有了拓展，改变了依赖进入专业美术机构或院校才能谋正业的状态，否则只能以其他职业养活自己的爱好的状态，现在又有了以卖画维生的职业画家。但这些职业画家多数都是被职业经纪人包养，以制造财富为目的，以操纵市场为手段，作为财富符号培养的，美术界仍然没有真正以服务市场需求为目的的职业书画家生态。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972年广交会后，中国画出口创汇需求，全国多地创办工艺厂，招揽民国过来而又不在主流美术界的老画家，创作符合市场需要的所谓出口画。最著名的当数上海画院因右派调离的画家沈子丞，所作在后来的艺术品市场上有不俗的表现。更多活到1980年后的老画家，享受到港台南洋地区对中国书画的直接需求，老有所为，甚至大放异彩。而等到国内艺术品市场兴起，主流美术界内外抛向市场的大量书画，不管艺术水平高下，都是在收藏与投资的鼓动下，以财富性为依托，与艺术品消费甚至与艺术本身无关。

　　当今艺术院校培养出大量的书画家，远远超出市场的需求，而市场导向反映滞后仍指引着大量的人才涌入，许多书画专业毕业的学子无法在专业内找到谋生的饭碗，只能为各种美术考试或兴趣爱好者充当辅导教师，这种备受诟病的美术高考食物链，聚集了大量青年才俊，这是艺术品市场和艺术类高考制度双重影响下的美术生态新乱象。